《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

    自2014年3月18日出版以来,《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走进各著名学府开展品读会活动。先后在清华大学法学院、香港站、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以及北航法学院与各位老师共同品读好文,收到了良好反响;众专家学者对我刊提出较高期望,祝我们越办越好!。其中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和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邓子滨在赞赏之余,情不自禁提笔评论,相关评论文章发表于《法治周末》。众专家对我刊视如己出,你们的支持鼓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我刊定将谨慎前行,不负厚望!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一站: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二站:香港站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三站:北京大学法学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四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五站:实务界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六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七站: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八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品读会第九站:其他专家学者


附:

浓情书卷,法意泱泱——祝贺《中国法律评论》创刊号刊行

许章润

    法学期刊旨在承载法意,将特定文明在特定时期的法学心得,及时推展,恰切呈现。从而,在予法律共同体以心智哺育的同时,载述着此一文明的法意历程。历经百年生聚,近代中国文明及其汉语法学承接东西法意,努力切应当下中国人世生活的内在脉动,此时此刻,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劲道。《中法评·创刊号》秉持此意,而伸张此义,一卷在手,所予吾人者,正为中国文明之法意泱泱也。

不宁唯是。法学期刊还当作育法意,恢弘法律文明。经由精心组织和着意编排,优秀的法学期刊不仅敏感于法意新思的发育滋长,而力求抉发其可能的义理结构;同时,并统合其既有端绪,而概予集成性、体系化阐释。如此这般,假以时日,它们齐鸣合唱,造成滔滔法意。法意不外乎人意,人意的精华在于人情,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犹一家,中国为一人,讲述的是一个如何和平共处、过好日子的人间故事。《中法评·创刊号》既有志于此,更着力在此,则辗转于法理,而徜徉于人情,舍之其谁也。

进而,对于当下法意的承载和作育,聚合的是法学公民的静观凝思,而展现的是中国文明的法律理性。其以法学思考发声,实在为中国社会淬砺公共理性,以一己之力贡献于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其中,尤其是表达为宪法政治和宪政文化的劳心劳力。进而,在全球治理的法权安排和世界人类的永久和平视域中,其亦必发硎新试,做人做世。《中法评·创刊号》立足于中国社会和人生,必有裨于中国社会的理性思考,而期期于藉此地方性智慧以造福于普世之人生矣。

最后,凡此作业,还需秉持优美形式,乃至于携温馨前行。法律理性是法律的生命,一如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它们发乎人生和人心,落实于法度和法意的铺陈,意味着并不妨碍周身散发浓浓书卷气息,恰需氤氲于温情与敬意。《中法评·创刊号》封底标立“态度,力度和温度”,陡将编读两界拉近,温润有加,一起于品鉴法意中心贴心。而装帧优美,纸型端庄,版式精致大度却无造作,字型错综却又和谐不悖,尤其是封面折页勒口的目录设计,平添生气,却又庄敬严谨,实在可圈可点。仅此一点,即已为海峡两岸四地法学期刊所未有,而值吾人读者和全体中国法学界三击掌也!

2014年3月23日夜于故河道傍

 


法律批评之于法治的意义

邓子滨

    由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法律评论》面世了,这是法律共同体热情期待的。它的创刊号没有辜负这种期待,清新中透出雅致,在林林总总的法律刊物中,不落窠臼,别有洞天。

    中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决定了法律评论大致瞄准两个方向:一是指出立法疏失,比如说刑法中缺少恐吓罪而多余聚众淫乱罪;二是褒贬司法运作,比如说原本是奸淫幼女的却被认定为嫖宿幼女。这些评论由全社会共同参与,无论对错,都是对法治的关注与检视,最终服务于法治理性的培养和法治效能的提升。

    而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共同体内部却越来越缺乏批评的能力,大家安常处顺,一切陈陈相因。翻看任何一本法学期刊,在在处处,千篇一律,皆持平之论,绝少鞭辟入里的批评,“尝鼎一脔,他可知矣”。赫胥黎曾言:“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专制和蛊惑无论如何都不是政府的必然选择,自由和秩序也决非不可融会,敬畏应当服从知识,自由讨论是真理和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中国法律评论》这回没让我们失望,它大含细入,兼收并蓄,善于吸取大腕能量,又注意培植青年才俊。尤为可贵者,它开辟了“批评”栏目,发凡起例,以一篇《为什么偶像走向黄昏?——朱苏力、冯象、黄宗智法学析论》,让某些在法学界高视阔步的人当场出彩,并最终找到了推进法治的另一种方式:直截了当地反击那些唱法治反调的人。

    这些人以苏力为代表,他们在法律界登堂入室,却为人治高唱入云。令人瞠乎其后的,还不是他们消解法治观点的“说法”,而是他们的不诚恳,在一番“认真对待人治”的刺刺不休之后,普遍的句式却是“我并不是说我不赞成法治”。苏力将“法治优于人治”指斥为“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之后又虚与委蛇地声称自己“并不是要为人治张目”。

    可是,在《为什么偶像走向黄昏》一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早年的延安黄碟案,电影《色·戒》删节事件,还是审判委员会制度问题,苏力都“对阻碍法治的语境表示充分理解,而不是对法治推动力的语境进行充分理解”。所以,在苏力这位法学教授那里,没有法,只有说法。

    薄王风光之际,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而“偶像”们却无不以“人民公敌论”批评法律人“站到多数老百姓对立面”上,直接以人民代言人高自标置,间接支持着薄王对法律人的打压。他们似乎突然不理解法律人为什么替坏人说话,全然忘记了在法院确定有罪之前,一个人是无罪的。薄王事件后来的炸耳惊雷,让苏力们大有羝羊触藩之感。而作为“语境法学家”,苏力床头金尽,他的“本土资源”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步履艰难,但是,中国大陆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法治的大道上”(肖扬大法官《中国法律评论》创刊词)。

    套用苏力的句式,“我并不是说”苏力们有什么险恶用心,也许他们真的是希望通过另类的思考来扫视我们的法治死角,从而丰富我们的制度实践。我们不能重回文革期间一元化观念的老路,不能压制哪怕是怪诞的怀疑精神与乖张的批判态度,否则我们就自我解除了保卫学术生命的武器。不过,真诚的批评意味着,我们不能总是佛眼相看,你好我好,逢人说项。苏力们的观点之所以不可取,恰恰在于语境上出了问题。在一个未经法治深度熏陶的国度,以后现代的姿态批评法治、善待人治,无异于引足救经,从井救人。

    批评就是批评,既察察明切,又温温和畅,是不容易做到的。指名道姓的直白式批判,赢来的多半只是“人们的异样眼光的一瞥或者被批判者长时间的沉默、无言,足以制造一个抽象的肯定、赞赏批判,具体的否定、贬低批判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强大气场”。基于这一洞察,波普尔告诫说:“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相信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而我在本文中对苏力等人的批评,或许也逃不出夫子自道的可笑。因此,我更喜欢酒酣耳热之际“沸腾于餐桌上的批评”。

 

    文章登载于《法治周末》4月10日第24版,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