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气 有开为先|“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 研讨会

2017年514日,《中国法律评论》编辑部在法律出版社六楼屋顶花园举办了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研讨会暨《中国法律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本期推送会议主要内容及《中国法律评论》新一届编委会名单,敬请关注!


主旨演讲


郭道晖

著名法学家

首先感谢出版社和编辑部的邀请,我有两三年没有参加类似的会和朋友交流,所以应该感谢《中国法律评论》的邀请

 其次是祝贺,祝贺《中国法律评论》创刊三周年。我大致看过他们出版的这些刊物,办的很有特色,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除了有老中青法学名家很有份量的文章以外,还有学者型官员的文章,既有理论,更有实践,还有政策。沟通学界和实务界,传播中央领导治国思想和方略,很有价值。我刚才听说《中法评》的一批文章,被其他一些刊物转载,可见他们也很重视。这个特色值得继续保持。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现在提出仍有特殊意义。什么是当代法学期刊的使命?当代中国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一个重要内容、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也就是由法治提升到宪治。为什么这样说?胡锦涛总书记时代已经提出依法治国,主要是依宪治国。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讲,中央决定也讲,依法治国主要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

 为什么现在提出依宪治国,要实行宪治?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法学界还没有做出解释和呼应,而这个问题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

 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究竟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实行宪治就是上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很值得研究。这些年来,我们的宪法做过几次重大修改,使人权入宪,人格尊严受到保障,这是中国宪法的进步。我参加过八二宪法修改的秘书班,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初,不让提法治,最早提出法治这个说法的是社科院法学所李步云教授,他把这个题目拿到司法部、拿到政法委审查的时候,法治被改成法制,认为是资产阶级,才是无产阶级。经过法学家们锲而不舍的坚持,最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终于把改成

 当时我是《中国法学》的主编,李步云是《法学研究》的主编,我们达成默契,我们发表的文章只认,不认。当然讲到制度的时候应该是制,但是作为治国方略应该是治。

 所以我觉得现在简单提依法治国不够了,因为要看依的是什么法?依的应该是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是宪法。我二十年前在《法制日报》有一个小评论,头版刊登,你单说依法治国,如果依的法是非法的法,非法的法来治国适得其反。

 例如,现在一些所谓的行政法规,越权立法,违背法律程序,它不是保障人民权利,有的就是为了行政机关的方便,与群众的利益相悖。    立法不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以法谋私,我写过文章叫做以法谋私,现在很多干部也知道,必须打着依法的旗帜。有人说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那我就按法规、规章,甚至条例规定,表面上是依法办事,实际是以法谋私,以法固化部门和特殊群体利益。

 再例如,在立法上脱离宪法要求,立法懈怠。某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我们没有制定,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些宪法权利大部分还都没有法律规定,有的只是出版条例、印刷条例等,这些条例就是行政法规,这些行政法规有的还缺乏上位法律作为依据。

 由于存在这样一些违反宪法规定的程序的立法,越权立法,以法谋私,或者立法懈怠,使我们的宪法权威长期不能树立。所以我觉得现在提出依宪治国就是要对照你的立法是不是依照宪法,你的行政法规、条例等是不是依照宪法的程序,是不是依照宪法的精神来制定的。

 我在全国人大工作过八年,还没有看过一个案例,就是对违宪的行为依照宪法予以纠正和惩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社会组织、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活动,违反宪法应该得到法律追究。只有追究了,才能树立宪法权威。

所以,我觉得现在咱们期刊的使命,迫切的或者最现实的一条,就是要落实宪法规定的一些公民基本权利,用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来治理国家。我也期望法学界能够像八十年代那样,集体展开一些讨论、辩论,能够真正像后来那样,有利于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促使立法机关做出四次宪法修改,一次比一次有价值。

 提高宪法权威,把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使宪法的权威得到实施,而且实现违宪必究,进而对八二宪法再进行完善,这应该成为当下我们法学界,我们期刊界的使命。                                                        

梁根林

《中外法学》主编

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外法学》杂志,同时也代表我自己,向《中国法律评论》创刊三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法律评论》在中国法学期刊方阵中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期刊,但是三年来,《中法评》以充满思想活力、青春活力、创新意识、创新冲动的编辑团队,以纸质版和微信公众号双管道并驾齐驱这样一个独特的出版发行和推送方式,以独特、精美的装帧设计,以集思想性、实务性、学术性和策略性为一体的栏目策划和选题设计,以致力于提供有温度、有力度、有态度的法学期刊的办刊定位,给中国法学期刊带来了一股清风、一股清流,冲击了现有的法学期刊出版格局,也使得这个期刊具有了独特的、鲜明的办刊风格,赢得了业内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部门高度的认可、广泛的赞誉。

 今天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我注意到这不是泛泛而论法学期刊的使命,而是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既然是时代使命,就应当有时代的特色,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意识。围绕中国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我讲三个问题。

 首先,法学期刊的基本使命,就是为真正具有思想性、学术性、实践性、策略性的优秀法学研究成果提供自由的发表平台。这是当代中国法学期刊最基本的使命。这并意味着所有期刊都要兼顾这四点,或者说都要平均分配精力来致力于四个方面学术成果的发表。

 为了避免法学期刊的同质化,我们在共同的目标追求引领下,完全可以并且应当结合每个期刊的办刊定位、办刊目标和办刊优势,做一些策略性的选择,有所倾斜、有所侧重,必要的时候也应该有所放弃。

 作为北京大学主办的法学学术期刊的《中外法学》,我们的学术定位就是学术性、理论性,尽管这种学术性、理论性的定位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实践性与策略性。《中外法学》是一个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学院期刊,应当有鲜明的学院特色,追求学院派风格,成为学院派同仁刊物。如果每个法学期刊都能坚持自己的定位与特色,就能在避免同质化的同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中国法学期刊的百花齐放。

 第二方面,中国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就是要为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自由的发表空间,捍卫学术自由。 捍卫学术自由的使命,首先涉及的是如何处理监管要求、学术纪律与学术自由的问题。毫无疑问,办刊要讲究政治纪律,不能违反宪法,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在此前提下,要认真处理好监管要求与学术纪律的关系。

 现在我们面临的困境是,监管要求过于严格,学术纪律过于宽松。有些话题与术语,成为学术研究与学术发表的禁忌,不能践行我们一贯倡导的学术无禁区、教学有纪律。在我看来,教学与学术在研究型大学本身就无法截然分开,所谓学术无禁区、教学有纪律的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即便这个命题没有问题,我们在践行这个命题时也多有掣肘,发表法律、政治、经济这样一些与时代脉搏紧密相关的学科论文,具有相当的风险。作为法学期刊的主编,必须特别留意小心每期刊文有没有触犯禁忌的问题,往往不仅要审查标题、摘要、关键词与基本表述,而且还要透过表面看实质,认真揣摩这篇文章的立意与主旨到底是什么。

 为了避免麻烦,我们自己在把关时对一些稿件往往只能忍痛割爱。因此,为了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建议有关部门适当放松监管,特别是不要以对新闻媒体的管理要求对待学术期刊的学术发表。

 当然,捍卫学术自由更要强调严格学术纪律。前不久斯普林格出版社一下子撤除107篇中国医生、教授发表的学术文章,让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蒙羞。中国法学界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的学术生态。面对学术失范特别是学术抄袭,学术期刊固然难逃把关不严的责任,但是学术期刊事实上难以完全把好这道关。需要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齐心协力,重塑学术生态,严格学术纪律,恪守学术规范。

 法学期刊捍卫学术自由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另一问题,就是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没有规范的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就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法学期刊应当引导并倡导中国法学者进行规范而自由的学术争鸣,通过设置栏目、议题与专题的方式,对法学研究的方法、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进行自由探讨与学术争鸣,改变法学研究要么一团和气要么容不得批评商榷的不良风气。

 第三,中国法学期刊负有培育学术新人、提携新人、构建中国法律共同体的重要使命。在当今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下,学术GDP崇拜盛行,期刊发表的论文在考核评价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在什么期刊发表,发表多少篇,已经成为关系到一个学者包括年轻的学生、学者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而现在学术期刊资源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被严格地等级化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被垄断的。

 面对这一格局,中国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新人的有意识地培养和提携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法学期刊培养和提携学术新人,并不需要刻意对学术新人降低学术发表要求,而只需要一视同仁采用同一用稿标准,实行以文取人而非以人取文。只要法学期刊真正做到这一点,不仅有利于学术新人的脱颖而出,而且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学术竞争机制,端正学术风气,改善学术生态,推进中国法律共同体建设。


程琥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各位专家、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市四中院与《中法评》都是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创刊和成立的,都因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大战略部署而结下不解之缘。北京市四中院与法律出版社、《中法评》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法评》还专门与北京四中院就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共同策划组织了一期专论,促进理论研究与审判实务的相衔接,效果良好,对法院工作也非常支持。

通过《中法评》创刊三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中法评》能够在法学期刊林立的巨大压力下异军实起,先声夺人,我认为《中法评》做到了六个方面的融通:融通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让理论研究不再虚化,让法律实践不再缺少根基。

融通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发展。法学期刊关注传统,有助于解决我们法律从哪里来,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关注现代,有助于解决我们法律向哪里去,解决法治在当下发展问题。

融通了国内法冶与国际法治。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常态化联系在一起,法律全球化与地方化、本土化对融通国内与国际法治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融通了思想与策略。思想之库府与策略之机枢是《中法评》立社之本,唯有思想才能隽永久远,唯有策略才能经邦治国。

融通了线上与线下。面对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传统纸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法评》充分利用传统纸媒与现代信息技术,让线上与线下同頻共振,相得益彰。

融通了编辑、作者与读者。让每一期栏目内容更加有的放矢和有针对性。

《中法评》这三年走过了一条高端、品质、特色、专业之路,在当今法学期刊林立、竞争日趋激烈大环境下,《中法评》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一鸣惊人,确立其在法学期刊中的应有位置,与其精准定位、整合资源、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法评》办刊之路,圆满完成中国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主要是注重做好六个坚持

第一,坚持正确方向。方向是决定一个期刊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方向错了,方向偏了,期刊的发展必然会受挫,会困难重重。因此,作为法学期刊应当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找准定位,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充分发挥法学期刊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职能作用。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作为法学期刊要充分发挥集聚各类法律专业人才优势,瞄准改革发展中的突出法律问题开展研究,找准真问题,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不要浮在面上,要真正俯下身子,关注和解决法律实践中问题。

第三,坚持实践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研究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来推动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在法律实践中检测法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第四,坚持突出特色。中国法学期刊数量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博大,真正像《中法评》这样带字头的法律期刊,数量屈指可数。《中法评》创刊时间虽短,但起点很高,发展很快,各方也很关注。《中法评》的办刊经验之一就是要始终坚持办刊宗旨,突出期刊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如此才能在与众多期刊的激烈竞争中脫颖而出,顺风顺水,持续发展。

第五,坚持注重品质。品质是期刊的生命。要正确处理好稿件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质量是期刊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切不可为追求稿件数量而不顾及质量;正确处理尊重学术自由与遵守学术规范的关系,学术自由是优秀刊件不断创作出来的源泉,为有源头活水来,同时要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甄别和惩治力度,让学术规范真正在法学期刊发展落地生根;正确处理期刊义和利的关系,杜绝通过出卖版面费发表稿件现象,营造尊重学术研究、爱护学术研究、支持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把学术期刊打造成学术净土。

第六,坚持突出成效。学术期刊的引领导向作用尤为重要,《中法评》办刊经验之一是其对法律理论和实务问题的敏锐性和前瞻性,通过期刊的思想性和策略性引领导向作用的发挥,推动法律学术研究和相关实务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有效解决。当前期刊要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是发现法律人才、培养法律人才,不以金钱、资历取文章,将期刊真正办成青年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重要平台,让法学期刊成为法律人的精神家园。



田文昌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谈到时代使命,话题是非常大的,既然是使命,既然是和时代捆在一起的使命,它的意义太深远了,这说明我们办刊的方向要和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中国法律评论》能够选择这个题目进行研讨,就已经表明办刊者强烈的使命感。首先我要为这个题目点赞!这也是我愿意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原因。

 那么,办刊的方向如何与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有不同的方式,是在时代潮流当中随波逐流,放放马后炮?还是冲锋陷阵,甘做马前卒?这是不一样的选择。《中国法律评论》三年以来给我的感受是,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一个期刊能够正确的认识和完成它的时代使命,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一点,《中国法律评论》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那么,具体来讲,如果选择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我们能做些什么?从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角度,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从宏观上看,法学期刊应当在法治建设的引领上多发挥作用。上周最高检请我去开一个会,研究肃清周永康流毒的问题,其实这些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在理念上,在原则上,出现多少问题,走了多少弯路,是不是需要清理一下?例如,仅就刑事诉讼法而言,关于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问题、疑罪从无与不枉不纵问题、证据真实与客观真实问题、律师辩护权独立性问题,以及刑事诉讼法价值目标等一系列问题,还存在很激烈的争论。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法治建设能向纵深发展吗?司法改革能顺利进行吗?我有切身体会,四中全会以来中央三令五申,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一系列政策,提出一系列的设想和目标,但从我具体接触的司法实务的状况来看,基本上没走出来,甚至还有反弹。这说明什么?说明理念没解决,原则没解决,障碍没排除,而若如此下去,改革就会沦为空谈。

第二,对于具体的个案,法学期刊也应该充分、深入地讨论。例如,关于辩护律师如何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对证据,涉及到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知情权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刑诉法已经规定,但是落实过程中有障碍。甚至还有人发表文章提出反对,否定这项规定。这里面既有宏观理念问题,也有微观的执行问题,都没有解决。法学期刊也应当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深入的研究。

再例如,这些年来出现一系列的敏感案件,于欢案、鹦鹉案、十只小鸟判十年的案子等,这些个案也反映了当下立法和司法当中还存在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大学生抓十只小鸟判刑十年的案件,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人权鸟权谁大谁小?鸟权固然重要,但十只鸟值得去换一个人十年的自由吗?这是现代法治的理念吗?第二,法官是不是人?法律无情亦有情,法律不是完全冷酷的,如果这个大学生是法官的亲儿子,你还能不能机械地搬用法律条文?会不会首先想到按照刑法特殊条款的规定请示最高法?

对比一下,贪污贿赂犯罪10万判10年的规定都已经修改了,那么10只小鸟判10年难道还有合理性吗?所以法官也要有基本的感情。这仅仅是司法水平的问题?还是司法理念的问题?

我们面临着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司法改革,法治建设由初级阶段向纵深发展,面临的问题非常多。在这个时期我觉得可讨论的话题到处都是,就看能不能及时捕捉,敢不敢及时捕捉,能不能及时提出问题,能不能把我们的期刊从一个一般性的学术刊物变成一个具有引领性作用的期刊。

如果期刊具有引领作用,就会吸引更多的法律界同行,包括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来参与,期刊也就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更重要的,也会对引领法治建设的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三年前《中国法律评论》创刊之初,我曾经写过一个评论,现在发现评论是有前瞻性的,如今越办越好,愈发有力度,有态度,更加有温度。


 今天在场的有郭道晖老师这样中国近代历史上第四代法学家代表,有张广兴师兄、田文昌教授这些第五代法学家代表,有四十岁上下的第六代法学家代表,还有一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法学青年,所以是四代法律人齐聚一堂。当今中国能有这样的号召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也就是法律出版社,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法律知识分子需要团结在同仁期刊的周围,为中国的法学做出贡献。

 接续梁根林教授的话,我有四点想谈一下。

 第一,法学期刊在中国的今天经常成为汉语法意承载的载体,换言之,中国从清末变法修订到今天,一直面临古今中西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在法律领域、法学领域同样如此。因此如何梳理,从而综合之后培养出以汉语作为表意体系的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是四代中国人一直在奋斗且没有完成的任务。

 《中国法律评论》连续三年,以张建伟教授为主要作者,推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法律文明的图文并茂的解释和说明,是一个典范。一系列专题讨论同样围绕如此而行。《中国法律评论》成为担当涵发法意成长的载体。因此中国人所讲的人情国法这样一套治国方式与法律方法论,如何在今天推陈出新而赋予时代的新意,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个人跟田教授分享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当今中国出现的一些奇葩案例,以及我们法官的一些奇葩言论,证明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院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违法,所谓法律是法律、真情是真情,这样片面的认识论,其实有可能将法律当下关怀、规范意识与法律所要认同的那样一个法理之上有天理这样一个中国式的智慧给打破。因此我想,如何使汉语成为法意承载的载体,并且使之发展、成长,这是未来两代人需要完成的任务。

 第二,大转型时代法律的孕育发祥是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一百多年的大转型,从伦理文明秩序进入到法律文明秩序,如何完成这个发展,牵扯到人事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方方面面。因此如何使法律文明程序落地,这是汉语法律思想家们共同承担的任务,使这方园地成为法律文明秩序的发祥地,这是当仁不让的使命。

 第三,法学期刊应该成为和平文化与规则意识的守护培育者,成为他们的守护培育园地。这里有两条,一条是和平文化,一条是规则意识。法学家意味着作为社会保守秩序的捍卫者,一定是和平文化的捍卫者,和平意味着理性,和平意味着秩序,和平意味着人们的基本保障,和平意味着排除暴力。和平如阳光普照,如水银泄底,如甘泉流淌,滋润每一方心田,抚育每一次生活的人们。

 最后,法学期刊,尤其是《中国法律评论》,成为吸引集聚法学公民的思想大楼。就是这个思想大楼,成为难得一见的四代法学公民共同汇聚一堂的思想沙龙。

 

与谈环节

 

谢鹏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我很赞赏黄闽社长对刊物的定位即智库型期刊。作为智库型期刊,它必须是有理想、有情怀、有策略、有特色的刊物。

 第一,《中国法律评论》的理想是什么?刚才郭道晖先生谈了实现宪治,梁根林教授谈了捍卫学术自由,程琥副院长谈了六个融通,田文昌律师谈了现代司法理念,许章润教授谈了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转型,都有道理,而且充满了个性色彩。比较准确的说法恐怕还是全面依法治国

 第二,《中国法律评论》的情怀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情怀应当是关心法学家和关注法治事件。法学家们是推动我国法治发展的直接力量和智力支持,也是法治队伍的先锋和旗手。要关心和爱护法学家,让他们感到这个刊物有温度、态度和力度。

 法治事件是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标志性的人和事。它可能是传统法治文化劣根性的体现,也可能是现行体制制度机制弊端的集中反映;它可能是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次挫折,也可能是法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转折点。不管是关心还是关注,都不是为了炒作或者轰动效应,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和促进法治。我们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角度,以法治思维来分析问题。

 第三,《中国法律评论》的策略是什么?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法治发展的策略,让中国法治的大船避过险滩和暗礁,一帆风顺;另一方面是刊物本身发展的策略,包括选题、组稿、占领市场、获得经济效益等编辑策略,让《中国法律评论》的大车跨越重重障碍和崎岖,一往无前。法治策略与编辑策略似无关系,实则相通。如果我们经常把这两个方面的策略对照或者结合起来看,可以避免许多失误。

 第四,《中国法律评论》的特色是什么?一种范式、两个有别、三个检视、四大因素是一种不错的表述,不过我倾向于用三个新来概括:

 一是新视角。站在意识形态旁边看法治,前一点或者后一点,左一点或者右一点,都可以看出不同的景象,与意识形态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法治现象看得就更全面、更透彻了。

 二是新思路。尽管我们的法治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实现法治的道路和方案可以有多种,即使是错误的,摆出来比较一下也是一种参考,甚至是一种启发。作为一个智库型期刊,对法治前进的每一步都应该提出不同的方案,提供给研究者、决策者乃至执行者参考。

 三是新观点。法治的发展需要不断超越、不断拓展,我们必须适时地提出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发挥好智库的作用,满足读者对新知的需求,记录下中国法治进步的足迹。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院长


我今天既是作者,也是读者,我概括《中法评》的成功,是一次非典型成功。为什么是非典型?在现有评价体系当中,还没有哪个学校把《中法评》纳入核心期刊,所以在这么追求发表率、追求晋职的大环境下,《中法评》汇聚众多学术界名流的文章,而且很多是非常重量级的文章,很不容易。

 这种非典型成功能不能复制到整个法学期刊的发展当中,包括整个法学理论的发展当中?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法治领域一些重大命题关涉面广,社会影响大。在法治中国的远期目标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下,如何寻求重大理论观点的突破,需要理论和实践部门的共同努力。包括《中法评》在内的学术期刊在凝聚理论共识,推动法治进步方面不可或缺。

 我建议我们期刊研究会可以发挥集体力量,针对习近平总书记53日视察法大时提出的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几个期刊可否联合提出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词和核心命题。如果这些关键命题得到突破,作为集体性阐释的智慧成果,有助于确立一些取得社会共识的基本理论观点。

 第二,跨学科的发展和学术不端的处理问题。跨学科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交融,但是期刊在处理类似联署问题时,不得已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利于多学科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第三,争鸣和批评的问题,很多期刊在各种学科的争鸣和批评当中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这种声音好像越来越少,这与各方面都求和谐、一团和气有关系。希望《中法评》的批评栏目真正成为争鸣之地。


吕立秋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我是作为读者首先接触这本杂志的。作为法学专业的人员,虽然读了很多法学期刊,但是当初我在熟知这本杂志之前,就在众多的法学期刊中选择订阅《中法评》,一个主要原因是感觉它比较新颖,它的题材不拘一格,它所选择的领域还有它的角度都是很清新新颖的。在众多期刊中,我在没有任何推荐的情况下,选择了这本期刊。它的这种独特性,三年来是保持一致的。后来基于各种机缘,我又成为《中法评》的作者,所以今天我主要从读者和作者两方面来谈一点对于期刊的建议。

 对于期刊而言,一个重点是内容,还有一个是如何传播。在内容方面,我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实务的人,想从这个期刊中读到什么?

 首先,思想性一定要特别强,如果思想不是很强烈,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我们可能会从其他的途径去获取,而不会通过这本期刊来获取。

 其次,我希望它有一些实务界不同声音的反映。例如,胡云腾大法官的专访对我特别有启示,尤其对司法体制改革未来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走向,如果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可能感觉内容更丰满。

 再次,特别期待它的专题性,每一本期刊做成一本书的感觉。中法评每次都把一个主题说很的透彻、很全面,这个特色,我作为读者希望继续保持下去。

 最后,对实务界不同问题的反馈,以及对解决问题的一些思想碰撞和创新。在这些方面我特别感谢《中法评》给实务界的律师们,包括我,很多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我希望对于实务的关注继续成为《中法评》一个特色。

 我非常喜欢郭道晖老师在这一期中法评上的卷首语,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希望报刊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点。